目的 分析Alberta婴儿运动量表（AIMS）在NICU高危儿随访中筛查运动发育落后的应用价值，为更好解释患儿病情和尽早合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纳入经NICU治疗后并于2013年11月至2015年1月在上海健高儿科门诊部随访的高危儿，行AIMS和Peabody运动发育量表-第2版（PDMS-2）评估。将患儿的AIMS总分与PDMS-2的粗大运动发育商（GMQ）进行百分位数换算，分析两者的相关性。以6月龄后GMQ≥90作为运动发育正常的参考标准，绘制AIMS百分位数的ROC曲线，计算约登指数和预测界值。进而根据所得界值分析AIMS预测运动发育落后的价值。结果 70例高危儿进入分析，产生170个AIMS数据和70个6月龄PDMS-2 GMQ数据。0~3月龄的AIMS百分位数与PDMS-2的GMQ百分位数相关系数（r）为0.09（P=0.69）；≥4月龄两者的r为0.73（P＜0.001）。与参考标准比较，形成AIMS百分位数的ROC曲线，曲线下面积为0.929（95%CI:0.876~0.982），预测界值为P17.5。以AIMS百分位数＜17.5预测运动发育落后的敏感度为87.6%（95% CI:68.4％~95.4％），特异度为88.1%（95%CI:80.6％~93.1%），阳性预测值为65.0%（95%CI:48.3％~78.9％），阴性预测值为96.3%（95%CI:90.2％~98.8％）。结论 ＞3月龄的高危儿行AMIS评估对识别运动发育正常有很高的预测价值，为避免对高危儿过度诊断和干预提供依据。
目的 研究亚低温联合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治疗中、重度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的安全性，为开展多中心研究亚低温联合EPO治疗足月儿HIE的疗效奠定基础。方法 对2012年2月至2015年3月收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NICU满足亚低温治疗标准并知情同意下的中、重度足月儿HIE随机分组。实验组给予亚低温治疗72 h联合EPO(1 000 U·kg-1,静脉滴注, 隔天1次，14 d)；对照组给予亚低温治疗72 h和与EPO同等剂量、同样给药方法的生理盐水。监测患儿治疗期间的生命体征，治疗期间放弃治疗事件，记录亚低温治疗前、亚低温治疗结束时、EPO疗程结束后的血生化指标，观察严重心律失常、大静脉血栓、不可纠正的低血压、死亡等严重不良事件，低血压、凝血功能障碍、肾功能异常等一般不良事件。比较两组间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差异。结果 44例足月儿HIE进入本文安全性观察，其中实验组25例，对照组19例。3例重度HIE足月儿（实验组2例，对照组1例）亚低温治疗期间主动放弃治疗。两组在EPO相关不良事件血生化指标Hb、RBC、 Hct和 PL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在HIE并发症及其治疗严重和一般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亚低温联合EPO治疗中、重度足月儿HIE未发生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安全可行。
目的 应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研究足月儿生后早期能否分辨生气和害怕的声音。方法 选取出生7 d内的足月儿，在睡眠状态下进行实验。采用oddball模式对害怕（出现频率为80%）和生气（出现频率为20%）的“dada”声音进行播放，并按照国际标准10-20系统电极放置法，采集大脑皮质额中央区（FC3、FC4）和中央顶区（CP3、CP4）处的脑电信号。同时应用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监测睡眠周期。从情绪、电极位置和睡眠周期3个方面对新生儿ERP波幅、失匹配反应（MMR）波峰潜伏期和MMR波幅进行分析。结果 31例随访至生后6月龄神经发育正常的新生儿纳入本文分析，男16例，女15例。31例新生儿大脑皮质不同电极位置在活动睡眠（AS）期和安静睡眠（QS）期时，生气和害怕情绪语音刺激后均产生了ERP。在AS期FC3、FC4处，生气和害怕语音刺激后的300~500 ms产生了MMR波，FC3和FC4处MMR波幅分别为（1.64±0.55）μV和（2.70±0.62）μV。在QS期FC3、FC4、CP3和AS期CP3和CP4，两种语音刺激产生的ERP波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新生儿大脑皮质额中央区在AS期能够分辨不同情绪的语音，而在QS期不能够进行分辨。提示足月儿生后大脑皮质已具备分辨不同情绪语音的功能。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新生儿颅内出血的应用价值。方法 纳入2009年8月至2011年2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NICU临床疑诊脑损伤的新生儿，同时进行常规MRI和SWI扫描。分为足月儿组和早产儿组，统计常规MRI和SWI检测的出血部位、出血病灶数目和出血面积的差别。结果 596例临床疑诊脑损伤的新生儿进入分析。①常规MRI检出颅内出血117例（19.6%），早产儿组72例（61.5%）；SWI检出颅内出血134例（22.5%），早产儿组81例（60.4%），包括生发基质出血40例（早产儿33例，足月儿7例），侧脑室出血68例（早产儿54例，足月儿14例），脉络丛出血30例（早产儿18例，足月儿12例），第三脑室出血6例（早产儿），中脑导水管出血3例（早产儿），第四脑室出血27例（早产儿23例，足月儿4例），大脑实质出血22例（早产儿14例，足月儿8例），小脑出血20例（早产儿11例，足月儿9例），脑干出血1例（足月儿），蛛网膜下腔出血10例（早产儿4例，足月儿6例），硬膜下出血36例（早产儿17例，足月儿19例），硬膜外出血2例（足月儿）。②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6个部位）中，除了中脑导水管出血外，其他5个部位的出血病灶检出数目SWI均大于常规MRI（P均＜0.05）。SWI对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检出数目大于常规MRI（P＜0.05）；对硬膜下出血和硬膜外出血的检出数目上，SWI和MR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SWI序列81例早产儿生发基质-脑室出血主要为生发基质出血（44个）、侧脑室出血（90个）和脉络丛出血（26个）；53例足月儿生发基质-脑室出血以侧脑室出血（23个）和脉络丛出血（18个）多见。④98例在SWI和常规MR同时显示出血的病例，颅内出血（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大脑和小脑实质出血）面积（cm2）SWI均大于常规MRI的T2WI序列，（0.69±0.63）vs（0.49±0.48） ，P<0.001。结论 SWI较常规MRI在检出新生儿各种类型的颅内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阳性率、病灶数目和出血面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可作为常规MRI的有力补充。
目的 分析MRI形态学半定量评分对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出院结局的评估价值。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11年7月至2013年12月NICU收治的出院诊断为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的病例，采用基于大脑损伤MRI形态学分析的半定量评分，对头颅MRI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MRI形态学评价包括脑室扩大、脑室旁白质容积丢失、脑白质囊性病灶、内囊后肢髓鞘化异常、皮质信号异常、颅内脑外间隙异常、基底节信号异常、脑白质非囊性信号异常、脑室内出血、脑室积脓、脑膜异常强化、室管膜异常强化和脑脓肿。将上述13项评分归纳为脑白质异常（WMA）、脑灰质异常（GMA）和非脑实质异常（NPA）。同时采集患儿出生孕周、发病时间、MRI检查时间、发病至MRI检查间隔时间和出院结局。按照出生孕周分为早产儿组和足月儿组，再按照出院结局分为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亚组，在各组内比较亚组之间时间因素、MRI单项评分和综合评分的差异。结果 63例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病例进入分析（早产儿组18例，足月儿组45例）。MRI单项评分构成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亚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早产儿组中有脑室扩大(P=0.012)和脑室旁白质容积丢失(P=0.004)；足月儿组有脑室扩大(P=0.002)、脑室旁容积丢失(P=0.040)、颅内脑外间隙异常(P=0.005)和脑室内出血(P=0.038)。MRI综合评分中，早产儿组WMA评分(P=0.001)和NPA评分（P=0.039）、足月儿组NPA评分(P=0.018)在预后不良和预后良好亚组之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足月儿组和早产儿组内不同预后亚组的各时间因素差异未发现统计学意义或临床意义。结论 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MRI脑室扩大和脑室旁白质容积丢失预示早产儿出院不良结局；脑室扩大、脑室旁白质容积丢失、颅内脑外间隙异常和脑室内出血预示足月儿出院不良结局。WMA评分高预示早产儿出院不良结局，NPA评分高预示早产儿和足月儿出院不良结局。
目的 了解宫外生活对28~36周早产儿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的影响。方法 以出生时无窒息抢救史早产儿为早产儿组，以胎龄37周出生后正常的新生儿为对照组；早产儿组采用振幅整合脑电图仪分别于生后3 d内，然后每周监测1次直至出院（或最长监测至纠正胎龄37周），对照组于生后第3 d 行aEEG监测。每次连续监测4 h。分析胎龄和纠正胎龄对aEEG成熟过程影响，包括aEEG背景连续性、睡眠-觉醒周期、下边界振幅和带宽。5家参研医院均采用相同品牌和型号的aEEG，研究开始前统一进行操作技术培训，样本的临床和图像数据发送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整理。结果 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8 月31日5家参研医院符合本文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早产儿组135例，对照组20例。早产儿aEEG的成熟度受胎龄和纠正胎龄的影响，随胎龄和纠正胎龄增加，aEEG背景连续性和睡眠-觉醒周期出现的百分比均增加，逐步出现连续性电压（χ2=26.865,P<0.01），≥34周出生的早产儿成熟的睡眠-觉醒周期的出现的百分比均为100％（χ2=192.4，P<0.01）；下边界振幅升高（F＝11.4，P<0.01），带宽变窄（F＝8.731,P<0.01）。纠正胎龄和同出生胎龄的新生儿比较，连续性电压百分比、睡眠-觉醒周期的出现率均显著增加，胎龄＞34周的早产儿出生时aEEG均可见明显的睡眠-觉醒周期，而纠正胎龄32周时，睡眠-觉醒周期出现的百分比已达到100%；窄带下界也显著增高；窄带带宽变窄，至34周龄后，纠正胎龄和同出生胎龄新生儿均变化不明显。结论 早产儿aEEG的成熟度与出生胎龄和纠正胎龄相关，宫外生活加速了早产儿脑发育成熟。
摘要 目的 以儿童脑死亡标准为参考，通过诊断新生儿脑死亡病例分析，总结新生儿脑死亡的特点。方法 报道1例新生儿脑死亡的病例并复习汇总新生儿脑死亡文献。结果 患儿，男，胎龄39+4周，阴道分娩出生，出生体重3 370 g。生后无呼吸和心跳，生后Apgar评分1、5、10和15 min分别为1、2、2和2分。20 min后心跳恢复，叹气样呼吸。生后2 h转运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仍呈昏迷状态，依赖机械通气，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和原始反射消失。血气分析提示严重代谢性酸中毒，间隔12 h 的2次扩容后血压稳定。可自主排尿，尿量正常。每天行神经功能评估始终处于昏迷中，无自主呼吸，肌张力和肌力严重低下，各种原始反射不能引出，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咳嗽反射和角膜反射均消失。予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连续监测4 d电压均<2 μV，入院后5 d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R）、体感诱发电位、视觉诱发电位均不能引出。入院后6和12 d视频脑电图均提示<2 μV静息电压。入院后13和14 d行脑血流监测，提示大脑前、中、后动脉轻中度痉挛。入院后13 d头颅CT提示双侧大脑弥漫性低密度影，脑室扩大。自主呼吸激发试验进行了7 min，因严重心率减慢而终止。结合脑电图诊断脑死亡。以“brain death”AND “newborn” OR “neonatal” OR “neonate”在PubMed数据库共检索到28例新生儿脑死亡病例，结合本文的1例，29例新生儿脑死亡病例，早产儿8例（化脓性脑膜炎2例，严重脑室内出血5例，胎母输血1例）；脑死亡确诊日龄为入院后2~7 d，脑死亡的观察期2~9 d；足月儿21例（重度窒息11例，婴儿猝死综合征4例，严重感染3例，严重颅内出血2例，戒断综合征1例）；脑死亡确诊日龄为入院后1~6 d，脑死亡的观察期1~73 d。新生儿脑死亡临床诊断均达到以下标准：昏迷，对各种刺激无反应；脑干功能丧失，主要评估方法为瞳孔扩大，对光反射、角膜反射和眼脑反射消失；自主呼吸消失。24/29例行EEG评估，17例为静息电压（早产儿3例，足月儿14例）；7例首次监测为低电压; 28/29例进行了脑血流监测，脑血流消失25例，BAER检查3/29例，1例未引出；1/29例行aEEG监测提示低电压。结论 新生儿脑死亡诊断应更慎重，新生儿临床神经系统功能评估有其明显的发育特征，需要更长的观察期。aEEG在新生儿脑死亡评估中可能具有一定价值。
摘要 目的 研制以患儿和家庭为中心护理（PFCC）过程量表，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方法 根据PFCC核心概念，结合访谈法结果和文献回顾编制PFCC初始量表，经2轮专家咨询和家长咨询后形成PFCC预试量表。选取2013年10～11月上海市2家儿童专科医院住院患儿的主要照顾者为调查对象。选取预试量表人群，通过项目分析对预试量表进行条目筛选、探索性因素分析进行维度划分，形成正式量表。再选取正式量表人群采用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等对正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价。结果 预试量表人群共纳入调查对象230名，剔除32份无效问卷，最终198份（86.1％）问卷纳入分析。正式量表人群共纳入调查对象450例，剔除71份无效问卷，最终379份（84.2％）问卷纳入分析。正式量表包括40个条目。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提取5个维度，各条目在其维度的负荷值为0.419~0.729，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8.797%，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理想值水平或可接受值水平。将5个维度分别命名为：患儿的情感支持、减少焦虑、专业照护和指导、信息支持、信任和被信任。各维度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841~0.956（P<0.01），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27~0.830（P<0.01）。量表总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6，5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在0.776~0.966。结论 研制的PFCC过程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作儿科病房患儿家属对住院过程的测量工具。
摘要 目的 通过动态监测炎症指标评价其对医院感染预测的价值，并寻找入住PICU后最易发生医院感染的时点。方法 以入住PICU时非感染患儿为研究对象；以在PICU中发生医院感染结局为医院感染组，余为非医院感染组；收集4个时点的3项炎症指标［CRP、PCT和肾上腺髓质素前体（pro-ADM）］，分析炎症指标对医院感染的预测价值。绘制受试者特征工作（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等。结果 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PICU符合本研究纳入和排除标准的危重症患儿75例。医院感染组23例，非医院感染组52例，两组在一般情况、基础疾病和有创操作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危重症患儿在PICU中均分别得到238个CRP、PCT和pro-ADM值，医院感染组与非医院感染组的3个炎症指标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最佳界值分别为21.3 mg·L-1、0.85 ng·mL-1和0.86 nmol·L-1，受试者特征工作（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9、0.767和0.839。入住PICU至医院感染发生的时间为（118.9±70.8）h，入住PICU至距医院感染发生最近1次采血时点间隔为（96.5±66.4）h，医院感染发生与其最近1次采血时点间隔为（23.6±21.9）h。3个炎症指标不同组合，CRP+PCT+pro-ADM、PCT+pro-ADM、CRP+PCT和CRP+pro-ADM预测医院感染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91、0.885、0.882和0.879；敏感度均为91.3%，特异度44.2%~63.5%。结论 CRP、PCT和pro-ADM单项及其组合均对医院感染有较好预测价值，入住PICU 4 d左右是适宜的以炎症指标判断医院感染的时点。
摘要 目的 探讨胎儿单纯性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TAPVC）的产前超声心动图特点，提高对本病的产前诊断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5月至2014年2月经新生儿超声心动图、手术或尸解证实的8例单纯性TAPVC的胎儿期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总结超声心动图特征。结果 8例单纯性TAPVC胎儿中，心下型2例，心内型1例，心上型5例，5例存在垂直静脉或共同肺静脉腔与垂直静脉连接处梗阻；8例胎儿中，引产1例（心下型），余7例均于出生后行手术治疗，其中1例术后死亡（心下型），6例均恢复良好。TAPVC胎儿超声心动图特征为：①正常的左心房形态消失，呈圆形或椭圆形，左心房光滑并多变小，在孕后期较为明显；②降主动脉与左心房间距离明显增大，多数在左心房后方可见一异常的腔隙（即共同肺静脉腔），可显示左、右侧上升（心上型）或下降（心下型）的垂直静脉；③妊娠早期左、右心系统比值早期多正常，但妊娠中、晚期（孕26周后）可出现右心系统轻度扩大；④引流入冠状静脉窦时（心内型），冠状静脉窦可有扩张；引流入上腔静脉时（心上型），上腔静脉扩张；引流入肝内血管时（心下型），肝内血管可有不同程度的扩张；⑤彩色多普勒可显示引流途径及是否合并垂直静脉梗阻。结论 在孕早期左、右心系统比值正常时，TAPVC易被漏诊及误诊，应注意多角度、多切面扫查，孕晚期超声心动图检查可减少漏诊。
摘要 目的 比较人工唤醒、闹钟、报警器3种唤醒治疗方式与去氨加压素治疗原发性遗尿症（PNE）患儿的疗效和依从性。方法 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2012年4月至2013年8月就诊的6~14岁PNE患儿，根据就诊先后顺序分为人工唤醒、闹钟、报警器和去氨加压素组。4组均在基础治疗上给予相应干预，记录遗尿日记。于治疗1、3、6个月随访时，评估疗效、依从性和安全性，并行意向性分析。疗效以遗尿症状好转为评价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依从性、遗尿家族史、膀胱容量等因素与疗效的相关性。结果 120例患儿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进入研究，每组各30例。①去氨加压素、报警器、闹钟和人工唤醒组的治疗6个月的总有效率为76.7%、93.3%、56.7%和76.7%，报警器组显著高于闹钟组（P<0.0125）；去氨加压素组和报警器组、人工唤醒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25)。②报警器组27/30例（90.0%）依从性较好，其次为去氨加压素（24/30,80.0%）、人工唤醒（18/30,60.0%）和闹钟组（16/30,53.3%）; 报警器组优于人工唤醒组（P=0.007）和闹钟组（P=0.002），报警器组和去氨加压素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存在PNE家族史是影响治愈的危险因素（P=0.007，OR=0.204，95%CI: 0.064~0.652）。④报警器组1例出现湿疹，去氨加压素组观察到鼻出血1例，低钠血症2例。结论 报警器、去氨加压素治疗PNE的疗效相近，且依从性和安全性均较好，可作为PNE患儿的首选治疗。
